3月11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披露，截至2024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2.4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30岁以下人员占比近60%。而投资平台格隆汇的统计表明，202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数规模甚至可能已达2.8亿。

而根据《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当前的总劳动力人口约7.25亿。这意味着中国平均每3个劳动力当中，至少一个人灵活就业。而若以中国4.7亿城镇就业人口为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则约占比43%。

在现行统计口径下的就业标准下，“灵活就业”的含义可谓十分广泛：所有未签订标准全日制劳动合同、但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并获得相应收入的人，都可以被定义为“灵活就业”，既包括传统零工和自由职业者，也包括近年来快速增长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其中，“新就业形态”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基于位置”的工作，即劳动者需在特定地理位置完成平台派单任务，服务本地需求者，主要包括网约车、配送、生活服务等；另一类是“基于云端”的工作，即依托互联网开展服务、不受地理限制，面向全国乃至全球需求者，涵盖新媒体类、直播类、网络电商与短视频编导等。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和智联招聘联合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指出，2025年新就业形态的招聘职位数与求职人数均呈现增长态势：职位数同比增长15.1%，求职者同比增长11.0%。其中基于位置和基于云端职位的求职人数分别增长19.3%和9.2%。

《报告》数据亦显示，新就业形态岗位正在吸纳大量高学历求职者，求职者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已超过六成。其中，线上类岗位的学历水平尤其突出，本科占比达到47.4%；线下类岗位尽管仍以中低学历劳动者为主，但仍有部分求职者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以网约车、配送和生活服务类岗位为例，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分别达到26.0%、20.5%和31.8%。此外，2025年高校毕业生中约有427万人流入灵活就业领域。

这无疑反映出，在中国整体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学历正在加速贬值，越来越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求职者涌入原本门槛较低的岗位。这也从侧面折射出中国就业市场的持续恶化。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5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而这一数据还未覆盖乡村人口，且统计口径极宽：只要每周工作一小时以上并获得收入，就会被计为就业。　

与此同时，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与2019年相比，中国2024至2025年15岁及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整体下降约2个百分点。《财新》分析，“按照当前约8.5亿的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粗略估算，这意味着约有1700万人退出或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更关键的是，这部分人并不必然被统计为失业者，其中不少人也可能只是滑入了就业不足、断续接单，或‘灵活就业’的灰色地带。”

社会保障体系难以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群体

灵活就业人数的大规模扩张，也给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智联招聘2024年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指出，由于新型灵活就业的雇佣关系较为松散，劳动者在工资、工时与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权益往往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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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申万宏源研究数据，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分别只有7057万人、6615.9万人，远低于总体参保人数。参保率不足40%。

为了保障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权益，今年两会的政府报告中提出，要“出台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保险的政策”。全国人大代表盛蕾也主张，需要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来破解外卖、快递行业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保缺位，解决城乡保障二元结构等难题。

但灵活就业群体参保率偏低的背后，不只有企业规避责任与个人缴费负担重等原因，也存在政策适配性与制度设计合理性不足等问题。

例如，《每日经济新闻》分析指出，当前中国个人养老金实行EET税优模式，即缴费环节税前扣除、投资环节免税、领取环节按3%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对于未达到个税起征点、原本并无抵扣需求的灵活就业者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他们在领取环节还需额外承担3%的税负，从而削弱了这一群体的参保意愿。

此外，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分为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两部分。只有个人账户中的资金才属于个人储蓄，用于计算个人未来领取的养老金；而统筹账户则主要用于支付当前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灵活就业人员通常以个人身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按缴费基数的20%缴费，其中8%计入个人账户，12%进入统筹基金，且全部费用需由个人自行承担。也正因如此，一旦中途退保，个人通常只能取回进入个人账户的部分及其利息。换算下来，实际能够退回的金额大约只有已缴养老保险费的40%。这种不合理的养老保险制度也是令许多灵活就业人士望而却步的原因。

更关键的是，中国的养老保险基金自从2013年起就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预测，中国的养老金结余将于2028年首次转负，缺口为1181.3亿元人民币。而到2035年，养老保险金甚至可能耗尽。而在这之后，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压力进一步加剧。2024年官方数据显示，在剔除财政补贴后，中国养老保险基金的自然缺口已高达1.41万亿元。

然而，出现亏空的社保基金并不只有养老保险基金，医疗保险面临的收支压力同样严峻：2024年北京市的居民医疗保险赤字高达5.2亿元，缺口只能以历年结余弥补；同年天津市居民医保基金的赤字达13.6亿元，这也是天津连续四年出现居民医保基金赤字。

2025年上半年，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仅为2.35万亿元，总支出则达到2.68万亿元，三项社保基金合计收支缺口高达3300亿元。

而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是养老金的挪用问题。去年6月，国家审计署披露，全国有13个省将406.26亿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挪用于“三保”支出（保工资、保运转、保基本民生）及偿还政府债务等。

在种种负面迹象的加持之下，国民对于社保体系的信任越发薄弱。尽管政府正试图通过扩大参保覆盖面、加强社保征缴、完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甚至以“强制企业缴纳社保”等措施来维持社保基金运转，但其前景仍然难言乐观。

作者：Eric Li / 编辑： Adrian Liu